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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

时间:2014-10-05 11:01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案例阐述】 1994年9月,田永考入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取得本科生学籍。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公式的纸条被监考老师发现。北科大于同年3月5日认定田永的行为时考试作弊,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
【案例阐述】
1994年9月,田永考入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取得本科生学籍。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公式的纸条被监考老师发现。北科大于同年3月5日认定田永的行为时考试作弊,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4月10日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是北科大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田永继续在学校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学习和学校组织的活动。1996年3月,田永的学生证丢失,未进行1995-1996学年第二学期的注册。同年9月,北科大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其后,北科大每年均收取田永交纳的教育费,并为田永注册发放大学生补助津贴,还安排了田永参加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并由论文指导教师领取了学校发放的毕业设计结业费。田永还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参加考试,先后取得了大学英语四级、计算机应用水平测试BASIC语言成绩合格证书。田永在该校四年的学习中,成绩全部合格,通过了毕业实习、设计、论文答辩,其毕业论文获得了优秀毕业论文,毕业总成绩列全班第九名。
1998年6月,北科大有关部门以田永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进而也未向教育行政部门呈报毕业派遣资格表。于是田永向学校所在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自己的母校告上法庭,要求法庭判令学校按规定:
(1)向自己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
(2)及时有效的办理毕业派遣手续;
(3)赔偿因为延迟颁证所遭受的经济损失3000元;
(4)在校报上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
(5)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理理论】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无疑是中国行政法学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它的意义不但在于法院受理了这个案件,也在于法院对本案实体问题的判决理由。就前者来说,法院把司法审查的触角伸向学校的管理领域,对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大、行政法调整范围的扩展,具有深远意义。
正当程序是指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必须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包括实现告知相对人,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根据、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事后为相对人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等。正当程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任何人不应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说明理由;三是任何人在受到惩罚或其他不利处分前,应为其提供公正的听证或其他听取其意见的机会。
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当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形成值得保护的信赖时,行政主体不得随意撤销或者废止该行为,否则必须合理补偿行政相对人信赖该行为有效存续而获得的利益。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必须具备如下三个条件:一是存在信赖基础;二是具备信赖行为;三是信赖值得保护。
【法院判决】
原告诉求:自己一直以在校生身份在北京科技大学参加学习,完成了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并且学习成绩和毕业论文已经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生水平。但在临近毕业时,被告却以原告不具备学籍为由,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办理毕业派遣手续。
被告辩解说:田永曾在补考过程中夹带写有公式的纸条被监考教师发现,学校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因此,不给田永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不办理毕业派遣手续,是正确的。
 法院认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为管理行为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高等学校对受教育者有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的权力,有代表国家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职责。受教育者在经过考试合格被教育者录取后,即享有该校的学籍,取得了在学校学习的资格。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实施管理中,虽然有相应的教育自主权,但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本案原告在补考中虽然携带了与考试内容有关的纸条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其偷看过纸条,其随身携带纸条的行为尚未达到考试作弊的程度,应属于违反考场纪律行为,被告可依据学校的有关规定处理,但是这种处理应该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精神,至少不得重于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其依本校制定的“068号通知”的有关内容对原告作退学处理,直接与原国家教委1990年1月20日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29条规定法定退学的十种情形相抵触(其中没有规定不遵守考场纪律或考试作弊应予退学的规定),其“068号通知”不仅扩大了认定考试作弊的范围,而且对“考试作弊”的处理方法明显重于上述国家教委规章的第12条的规定,也与第29条相抵触,应属无效。
 按退学处理的决定,涉及被处理者原告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原则出发,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将此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送达、宣布,允许当事人提出申辩意见。北科大没有按照此原则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
 被告既未尊重当事人的权利,也未实际给原告办理注销学籍、迁移户籍、档案等手续。原告在1995至1996学年第二学期虽因丢失学生证未能注册,但被告1996年9月又为其补办了学生证并注册的事实行为,应视为被告改变了其对原告所作的“按退学处理”的决定,恢复了原告的学籍。被告又安排原告修满4年学业,参加考核、实习及作毕业设计并通过论文答辩。这些事实,均证明按退学处理的决定在法律上从未发生过应有效力,田永仍具有北科大学籍。
 1999年2月14日,海淀法院依照《教育法》第21条、22条、28条第1款第5项,《学位条例》第4条,《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3条、4条、5条、18条第3项,《国家赔偿法》第3条、4条及《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3项的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参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12条、第35条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第9条的规定,作出一审判决:
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被告作为国家批准设立的高等学校,对取得普通高等学校学籍、接受正规教育、学习结束达到一定水平和要求的受教育者,应当为其颁发相应的学业证明,以承认该学生具有的相当学历。原告符合上述高等学校毕业生的条件,被告应当依《教育法》第28条第1款第5项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35条的规定,为原告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证书是评价个人学术水平的尺度。被告作为国家授权的高等学校学士学位授予机构,应依法定程序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依《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规定的颁发学士学位证书的法定程序要求,被告应首先组织有关院、系审核原告的毕业成绩和毕业鉴定等材料,确定原告是否已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是否具备从事科研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再决定是否向学位评定委员会提名列入学士学位获得者名单,学位评定委员会方可依名单审查通过后,由被告对原告授予学士学位。
 虽然原告因被告的行为未能按时办理毕业手续,致使原告失去与同学同期获得就业的机会,可能失去取得一定劳动收入。但是,根据《国家赔偿法》第3条、第4条的规定,国家赔偿的范围应当是违法的行政行为对当事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的实际损害。本案被告拒绝颁发证书的行为,未对原告形成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实际损害。且国家目前对于大学生毕业分配实行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原告以被告未按时颁发毕业证书致使其既得利益造成损害的主张不成立,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
 1999年2月14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第一,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田永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第二,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召集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田永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
 第三、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履行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上报原告田永毕业派遣的有关手续的职责;
 第四,驳回原告田永的其它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作出后,北科大不服,在上诉期内最后一天以田永已被取消学籍,原判认定北科大改变了对田永的处理决定,恢复了田永学籍的事实认定错误;北京科技大学依法制定的校规、校纪及依据该校规、校纪对所属学生作出处理属于其办学的自主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以及北科大提交的从教学档案中提取的有关证据不应属于违法取证,法院应予采信等理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判决撤销原判,驳回田永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在经过书面审理后,于1999年4月26日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反思与启示】
就学生与学校的关系,从学生的角度看,是利用学校教育教学设施的关系;从学校的角度看,则是教育、管理和保护的关系。学校的教育、管理和保护的权利义务与学生的受教育的权利义务均来源于公法,其行为都受公法调整,这就要求双方要正确理解权利义务的边界,按照规定的程序,依法行使权利,依法履行义务,才能在高等学校形成教育教学和学校生活的和谐状态。
长期以来,学生与学校的关系没有厘清,缘于学校内部关系不受司法干预。1999年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考试作弊诉学校案明确了学校管理属于行政管理范畴,应当受司法监督。不受监督的规定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
这几年来,随着学生权利意识的觉醒,大学生状告学校侵权的纠纷时有发生,其实,这从另一个侧面来看,也是学校管理观念滞后的一个表现。
囿于传统的“从严管理”惯性,大部分高校很少从法律角度认真思考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比如学校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校纪校规,总是片面地强调学生的义务而绝口不提其享有的权利,对法治原则的遵从不足,甚至与法治的要求背道而驰,使得高校学生工作成了法治轨道以外的一个孤岛。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学生的权利多一点,学校的义务也就多一点,反之亦然。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近代意义上的法治,则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的。毫无疑问,无论学校与学生之间是身份关系还是契约关系,学生始终是弱者的角色。而民主意味着要承认学生有管理学校的权利。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普通高校全部实行并轨招生以来,学校收取费用,并为此提供服务,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已经是一种契约关系,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种纵向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这样一来,管理者的管理活动不能再是一种单纯的“行政”行为,高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更多的应该是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出现,他们之间应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学校与学生之间关系的转变,也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相关的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校纪校规。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程雁雷认为,田永案、刘燕文案与以往案件性质不同,是新型的行政诉讼案。虽是个案,但案件所引发的法律问题在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中是前沿的。这两起案件引发的问题应当引起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的足够重视。
【田永案校方败诉原因】
一是学校校内的自治性规范性文件中的有关规定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相抵触。如田永案,校方根据其制定的《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的规定,给予田退学处理,并据此不给填发“两证”,但学校的规定与国家教委1990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的有关内容相抵触,法院认定校方的紧急通知中有关退学的规定无效。
二是学校长期以来在作出涉及学生受教育权的处理决定时,程序上不规范。学生的被告知权、申辩权、申诉权得不到充分保证。这些都使学校在诉讼中增加了败诉风险。
学生对学校提起行政诉讼将是不可避免的,高等教育领域的法制建设要处理好几个问题,如依法治教与办学自主权的关系、大学自治和司法审查的关系。
依法治教任重道远。一方面政府要实现职能转变,简政放权、还权,明晰学校的举办权、管理权和办学权,避免多头执法、执法扰校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学校要加强自律,建立完善的自我约束机制,及时清理涉及教师、学生基本权利方面的规章制度,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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